东润金融姜昧军：财政蓄力，大势可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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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回望2026年中国经济运行，外部环境动荡交织内部结构转型，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于过往年份的特征。过往多年我国经济常呈现“前高后低”的运行轨迹，年初项目集中开工、消费集中释放带动一季度经济冲高，后续季度动能逐步回落。而2026年经济走出月度逐级放缓的走势，经济复苏动能阶段性走弱，市场对后续增长的讨论持续升温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财政政策的定位、节奏与方向，成为理解中国经济走向的核心钥匙。短期财政收支呈现出收缩调整的特征，但这不代表政策取向转向，而是政策蓄力、优化结构的阶段性休整。立足于十五五规划的长远目标，兼顾增长质量与增长速度，积极财政后续有望再度发力，为经济托底、产业升级保驾护航，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基础正在不断夯实，资本市场大势可期。

　　2026年宏观经济月度数据逐级回落，市场能够清晰感知到内需修复的阻力。居民消费修复节奏分化，企业投资意愿存在短板，地产产业链修复尚在磨底阶段，外部全球需求波动也对出口形成扰动。面对经济的阶段性压力，宏观政策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转变。过去一段时期，宏观调控更多强调靠前发力，采取总量层面的托底模式，力求快速稳住经济大盘，实现“托而不举”的政策效果，以大规模总量刺激对冲下行压力。但进入2026年，政策不再简单追求短期总量脉冲式拉动，而是将短期稳增长与十五五规划所锚定的“增长质量”目标进行平衡考量。

　　政策制定更加兼顾短期需求修复与长期发展质量，不再简单依靠大水漫灌式刺激拉动短期数据，更加看重产业升级、科技创新、民生保障、风险化解等中长期目标。既要避免经济失速下行，也要防止强刺激带来新的结构性矛盾，兼顾增长、转型、风险防控多重目标。这种思路转变，直接体现在财政收支的节奏变化之上，也塑造了2026年财政“收入向好、支出放缓”的独特格局。

　　放眼全球主要经济体，当下世界正深陷财政失衡的困局。多数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居高不下，政府债务规模持续膨胀，债务利息负担不断侵蚀财政空间。部分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持续走高，巨额负债挤压公共开支能力，债务可持续性风险持续发酵；债务压力进一步传导至汇率市场，多国货币汇率剧烈震荡，汇率的大幅波动反过来又加剧本国通胀、冲击资本市场，不少经济体徘徊在财政、债务、汇率多重危机的边缘。全球范围内，财政空间收缩成为普遍现象，各国政府想要通过财政工具刺激经济，面临重重现实约束。

　　与全球普遍的财政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2026年上半年我国财政资产负债表展现出极强的韧性。财政收入实现大幅增长，企业效益改善、税源基础夯实带动税收收入稳步抬升；财政支出节奏阶段性趋缓，财政赤字规模有所收缩，7月更是出现大额月度财政盈余。财政收支的良好表现，也为人民币汇率提供坚实基本面支撑，人民币汇率在复杂外部环境之下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。

　　需要厘清的是，月度财政盈余、支出节奏放缓，并不等同于积极财政政策全面退出。这是政策主动调控下的阶段性现象，是对前期财政发力之后的蓄力休整，是把财政资源留存下来，为后续落实十五五规划重大任务储备弹药。良好的财政基本面，意味着我国手握充足的政策工具箱，拥有区别于全球多数国家的财政操作空间，为后续财政再度发力打下坚实物质基础。站在中长期视角，多重时代背景共同决定，积极财政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无可替代的重要支撑。

　　第一，AI革命席卷全球，全球经济呈现显著的K型分化格局，中美作为技术重塑经济范式的前沿经济体，财政是对冲K型分化、保障转移支付、实现充分就业的关键抓手，长期积极财政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。人工智能技术浪潮之下，技术红利向具备技术、资本优势的行业与群体集中，部分传统行业劳动者面临转型压力，社会收入分化的风险抬升。K型复苏的本质，是技术变革带来的收益分配失衡。市场本身很难自发弥合这种分化，政府财政通过转移支付、社会保障、就业扶持、产业扶持等手段，可以调节收入分配，托底弱势群体，培育新岗位，化解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阵痛。如果缺少财政力量的介入，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会集中流向少数群体，社会消费内生动力也会受到抑制。因此，面向未来，积极财政不能简单退场，需要持续发挥调节功能，平衡技术变革带来的发展鸿沟。

　　第二，全球虽然尚未完全走出高通胀周期，但AI带来生产效率的巨大跃升，正在催生“技术驱动型通缩”的潜在压力，财政支出是对抗通缩最核心的力量，我国当前处于低通胀边缘区间，财政的作用尤为关键。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、服务业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，商品与服务供给能力快速扩张，效率提升会压制商品服务价格，带来通缩风险。通缩一旦形成，企业盈利承压、居民推迟消费，会形成自我强化的下行循环。我国当前物价水平处于低位运行区间，距离通缩的阈值并不遥远。货币政策对抗内生通缩会面临效用递减的约束，而财政支出可以直接创造总需求，撬动社会投资，提振市场总需求，对冲技术效率提升带来的通缩压力。面对这样的时代环境，财政支出不是简单的逆周期调节工具，更是平衡技术变革宏观代价的核心手段。

　　第三，AI革命决定未来数十年国家综合国力竞争，算力、电力等新型基础设施，是大国竞争的胜负手，大规模资本投入离不开政府积极财政的强力托举。算力网络、新型电力系统、先进硬件产业链，投资规模大、回报周期长，单纯依靠市场资本投入，很难满足国家战略层面的建设节奏。政府财政的投入，可以补齐新型基建短板，搭建产业发展底座，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科技产业建设。与此同时，国内本土科技企业持续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突破，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提升，也解除了过去财政政策落地过程当中的部分制约，财政资金投入能够更好转化为国内产业的实际增长动能，财政撬动产业发展的效能持续增强。

　　综合多重逻辑不难判断，2026年阶段性的财政支出放缓，并不是未来长期政策的基本盘，而只是短期的休息与调整。上半年财政收入向好、赤字收缩，本质是在积蓄财政资源，为下半年十五五规划落地做好储备。随着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逐步落地实施，积极财政政策有望迎来“返场”。财政资金将投向新型基础设施、科技创新、民生保障、重点产业扶持等多个领域，一方面直接扩大有效需求，拉动当期经济增长；另一方面夯实长期产业根基，释放供给侧的增长潜力。

　　财政的再度发力，将从需求端与供给端双向带动经济修复。需求层面，政府投资撬动社会资本，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订单改善，企业经营预期修复，进而带动就业与居民收入，激活国内大循环；供给层面，算力、电力等新型基建完善，助力AI相关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，科技产业的突破又反过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、催生新的消费场景，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正向循环。

　　对于资本市场而言，财政政策的转向往往是重要的信号变量。当积极财政再度发力，意味着宏观总需求环境改善，企业盈利预期修复，市场风险偏好得到提振。科技创新、高端制造、新型基建等赛道，将迎来政策与基本面的双重催化。当然也要客观看到，经济修复不会一蹴而就，结构性问题仍需要时间逐步化解，但政策弹药充足、产业变革浪潮滚滚向前，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周期的条件正在逐步具备。

　　纵观全球，很多国家受制于债务与财政的枷锁，已经丧失大规模财政调控的空间。而我国拥有健康的财政基本面，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，叠加AI技术革命带来的时代机遇。短期经济的月度波动只是转型过程中的阵痛，财政经过阶段性休整之后，必将再度扛起稳增长促转型的大旗。财政发力，托举实体，赋能产业，中国经济大势可期。